醫生化身死亡使者 讓病者安心死在家中
醫生化身死亡使者 讓病者安心死在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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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紹:
在醫院,拿著手術刀的他,總在努力救人。但每次背著醫療百寶袋出診,他卻一瞬間化身「死亡使者」,上門為奄奄一息的病人,作最後一次檢查,確定死因,簽發死亡醫學證明,避免遺體被解剖,讓摰親可以與即將永別的家人,安心在熟悉安靜的家好好告別,送上最後一程。「有尊嚴有質素嘅死亡,係意願得到尊重,取回自主嘅權利」。有得揀你先係老闆,除了套用在職場和選舉,也包括死別,說這話的,是自言怕死卻總在「講死」的外科醫生范寧。
記者 呂麗嬋
長了大鬍子的仁濟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范寧,是矛盾又誠實的人。明明畏高,他卻爬上尼泊爾8,000米雪山;都說醫生的責任是救人,他卻說「醫生不是神」。由參與國際人道救援、創辦殯儀社企,到以醫護身份積極推廣生死教育,行醫20年,每天面對生死,這個外型似冒險家多過醫生的鐵漢,直言仍會為陌生的死亡流淚,難以釋懷。「好多唔公平,除非你接受,如果不,就要設法去改變」。以行動打破死亡的迷思,救命之餘,助藥石無靈的病人好死,范寧的矛盾與誠實,原來環環緊扣。
「在家離世喺香港未成氣候,但我希望多啲討論,有呢個願望嘅人,可以有選擇」。都說龍床不及狗竇,但講到死,逾9成半香港人,卻已將死外判,讓死亡與家居切割,但近年開始有人提出,若病人願意,也可選死在家中。身體力行,為瀕死病人上門應診的,就包括范寧。「home death(在家死)一直有需求,唔係天方夜譚,更唔係達官貴人的專利,你睇粵語長片就知,以前無咁多醫院,好多在家死,只係近年,香港人都將死外判咗俾醫院同殯儀館處理」。
新近,他就透過社會機構,轉介重症病人接受醫學評估及上門義診,由2歲患罕見病的孩子,到90歲器官衰竭的老人。就如「死亡使者」,每次出診,都要有告別的準備。這天,他就又帶了他的「百寶袋」,內附迷你心電圖機、血壓計、用以照瞳孔的電筒,還包括就算醫生都必需預先申請的死亡醫學證明表格「Form18」。「唔會好似做戲咁,要好急咁趕去,唔需要再急救,屋企唔似醫院,無醫療儀器響過不停,安靜的環境,讓病人可以有充裕時間,同家人說再見。」
在香港要死在家中,需要一定手續,包括西醫上門簽發死因醫學證明(Form18),家人也需預先聯絡安排仵工由家移走及領取正式死亡證。在家喘過最後一口氣,家人圍在病床一一告別,這種「好死」的想像,一般升斗市民如你或我,大抵只能透過肥皂劇實現,要不就咬牙切齒,認定是有私家醫療團隊駐大宅的富豪專利...香港人,真的有得揀?
努力行出第一步的范寧沉默一陣,這樣回應:「單單一個人做不了,政府是否重視、家人嘅參與,亦必需整合社區嘅資源協助...」香港每年平均有4萬人死亡,95%人死於公立醫院,但現時公營紓緩病床只有300幾張,且集中提供予末期癌症病人,連同私營共600張,對比死亡人口,杯水車薪。
事實上,曾歷家人離世的香港人,大都有臨終折騰送院的經驗,急症醫院前線醫護,也總會遇過入醫院入到怕,或明明已留醫但自行簽紙堅持出院的末期病人。范直言,回家的好,其實明明白白:「無探病時間限制,屋企人俾杯水你飲,很多時更勝醫院的止痛針」。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一項調查就發現,有三份一受訪者表示希望在家善終,但現實上,連同突然死亡個案,香港卻只有不足3%的人做得到,對比有政策支持在家離世的新加坡,甚至台灣的雙位數字,少得可憐。
當中巨大的落差,原因何在?「其一係病人自己有恐懼,如病重有誰照顧?今日香港主要係核心家庭,只兩老要不就獨居;其二係照顧者要返工,社區的支援配套不足;仲有係醫護人員本身無呢種意識,往往負面地指你出院實死無生,但其實對於末期病人嚟講,就算從醫學角度睇,返唔返屋企,結果可能都一樣」。在戰場似的急症病房離世,環境並不理想,但在家又是否一定美好?范寧承認有現實條件限制。
「屋企係咪有寧靜的環境?照顧者是否願意付出時間,有能力自行解決如簡單傷口處理等問題?」健康的死亡,他謂永遠不能外判。「非簡單化,在家死就一定好,在醫院死就好慘。如果社區無支援,家人唔參與,只係將醫院搬屋企,根本無意思」。范寧直言「在家離世」在港未成氣候,但卻值得行出第一步,讓社會更多討論。「死,唔係簽一張dead cert(死亡證)咁簡單」。人人都難逃一死,范寧說前半部的預備工作,其實較醫生「簽個大名」更重要。
「香港人,最唔鍾意話唔到事,但有無為自己的死規劃?5、60後,即係我呢個年紀,有無預備好?」像問人也像問自己。上月,他獲邀到不同政府部門包括天文台,主持生死教育講座。「天氣同死亡其實幾似」。天有不測之風雲,他笑說就算天文台的預測百發百中,亦預測不了九巴翻車、土瓜灣冚樓。「大把錢都有機會死得好慘,行過條街,樓上跌花盆落嚟」。仲未計簽紙接受手術遇拼發症,變植物人或持續昏迷,若未及訂下預設醫療指示,註定有口難言。
只是,生死無常,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面對,滿口「唔好講埋呢啲衰嘢」、「你一定會好番」,曾幾何時,慣對生死的的他,直言也手足無措。「做實習醫生時,要搶救病人,頭兩個都係老人家,不斷搓,救得番,到第3個,係個40幾歲嘅男人,好後生,搓咗半個鐘、一個鐘,call埋大佬,仍救不了,太太帶住小朋友趕嚟,護士教我同家人講話你已經盡咗力,我講完仍係好自責,平伏不了」。悲傷但無言的畫面深印腦海,事後流下的眼淚,讓他反思:「醫學發展幾好都好,死亡總難以避免」。
都說醫生是最不能接受死亡的人,習慣救人的他直認不畏。「學院無呢方面訓練,其實醫護係最需要接受生死教育嘅人」。94年港大醫學院畢業,做過無國界醫生、國際紅十字會和香港飛行服務隊的義務醫生,花了十年時間參與人道救援,近年則創立多個社會機構,參與生死教育工作。在他眼中,制度也許不公,但生與死,不論貧富,一樣要面對。「前線好忙,工作壓力好大,但我會話俾自己聽,一定要保持赤子心和同理心,跳出自己嘅專業框框」。貼地,大抵是這個意思吧?
不喜歡公式、不喜歡「造神」,他認為醫學專業需與死亡接軌,以人為本。「醫護專業可貴之處,非拯救而是將痛苦減到最少,不是追求長生不老,否則就係奏始皇。」這天,范寧又利用工餘時間,應邀到沙田大會堂主持名為「生命後樂園」的講座,題目由他自訂,叫「死可以點測?」席間坐滿人,不少人舉手發問,他笑說死亡可測但未必準,唯一可做的,是努力保持身體健康,並預早為自己的死亡規劃:「掌握喺自己手上,總心甘命抵一點吧?」有得揀你先係老闆,誰說不是?
轉載資料來源:蘋果日報 (刊登日期:2018/05/2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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